略說《孟子》第二講       

一、前言：
    在第一講時，我們說過孟子，是初生於中國的戰國時代，那年代根據史書的記載，是一個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」《孟子‧離婁篇》的時代，也是一個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智詐愚，勇苦怯」的時代。而在戰亂中，社會上是一個「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，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」的時代，更是一個一面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」；另一面則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」的時代《孟子‧梁惠王篇》。在這個時代裏，因為聖王不再出現，諸侯任性胡為，士子也就亂發議論，孟子看到當時的讀書人，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」所以孟子為了保衛儒學，駁斥異說，帶領學生遊說諸侯，把國家興亡，視為己任。面對諸侯的問難，孟子更說︰「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。」孟子為了保衛儒學而不得不與百家相爭。孟子，是戰國時代中一位有智慧、心地善良、並帶著弟子勇於游說的讀書人，也不與這些惡勢力妥協的「讀書人」。首先，我們就開始介紹『梁惠王篇』。

二、梁惠王章句上‧第一章
    原文：
孟子見梁惠王。
王曰，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孟子對曰，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
「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
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
萬乘之 國弒其 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
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；茍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」
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 後其 君者也。」
「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三、背景說明：
    首先，我們先談一談梁惠王。梁惠王指的即是戰國的魏侯罃。本都安邑，以近秦，後遷於大梁，也就是今天的今河南省開封縣，所以魏，又稱梁，這就是梁惠王。到了罃，僭稱王，卒後諡惠，以此，稱梁惠王。惠王曾大招賢士，故孟子往見，希望能將他的政治理念，廣行「王道」於當時戰國時代的社會，可惜他的主張與梁惠王的意見不同，見後，隨即離梁赴齊。按近代的考據，其時當在周慎靚王元年，也就是西元前三二０年，即梁惠王後元的十五年，孟子離開的次年，惠王即死。
梁惠王即位的當時，是戰國中群雄割據，戰亂最頻仍的時候。而梁惠王即位打了三次敗仗，兒子被齊國所擄，國庫也非常空虛，實在愧對祖宗和國人，故一見孟子，劈口便說：「如何來利益我的國家」？想不到，孟子卻給他一個當頭棒喝，希望梁惠王扭轉「私利」為「公利」的仁義之「王道」，方是帶給國家長治久安的真正大利，而此，正是孟子用心之所在。

四、註解：
   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的「叟」，亦思是老先生。一位 國 君稱孟子為「叟」，並不得宜。孟子是一位讀書人，理應尊稱為「子」，可見當時的梁惠王雖然大招賢士，卻沒有「禮賢下士」之心。「不遠千里」，不以千里的長途為遠。各位要注意，「遠」本遠、近相對待的形容詞，但在此則是作動詞用，因此在這裡要讀去聲。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：亦，語助詞，無義。利，言富國強兵之道。接著看孟子的這段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這亦有仁義的「亦」不是語助詞，要解成「但」、「同時」。「仁義而已矣」，愛人、愛物謂之仁，待人接物，俱合「理、宜」謂之義。

  「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這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：大夫，官名。三代的官，分為卿、大夫、士三級，天子、諸侯皆設置。家，指的是卿大夫為統轄其采邑，而設的政治機構，非是家庭的家。左傳桓公二年：「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。」可見在戰國以前，諸侯受封於天子，而有「國」；卿、大夫食采於諸侯，而有「家」。而士庶人：士，指的是學者；庶人，即一般說的百姓，而讀書人受人敬重，所以有「士庶人」的稱呼。從個人到諸侯國等大家所想到的，都是自我的私利，如此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根據朱羲的註解：「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」
  萬乘之國：乘讀ㄕㄥˋ，即四馬拉一車叫「乘」。萬乘之國，指的是可出兵車萬乘的大國。按照古禮，古時天子畿內，君主擁有土地，方千里，出車萬乘；諸侯大國，土地方百里，出車千乘。萬乘本非諸侯之號，但以梁、齊等當時的大國，都僭號稱王，擁有的土地廣大，故已經習慣稱萬乘。「萬乘之國弒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弒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」弒：指的是以下殺上。千乘之家：天子的公卿，而有兵車千輛的屬地。百乘之家：諸侯的卿大夫，有其食邑之地。這是只當時戰國時，彼此為了各自國家的私利，互相爭奪兼併，戰禍不斷，民不聊生。所以「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；茍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」所謂不奪不饜的饜，音厭，滿足。爭奪再多，貪而無厭，決不會滿足。可見建構在「利」字上的國家社會，只有爭奪，打戰絕對不會停止。

 反過來說，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 後其 君者也。」從未有「仁」愛之心的人，會「遺其親」：遺棄其父母；也沒有講求「道義」的人會 後其 君。後：不顧的意思。因為儒家講究：「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」，一個 國 君講求「王道」，必會愛民如子，人們自然會如天、地、親、師般的尊敬他，絕對不會慢待他的。
五、仁義之道，才是「王道」：

 孟子說到這裡，就以「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來作總結。本章孟子是以「仁、義」二字，打破當時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利慾薰心，提倡「王道」的政治理想，實為孟子一生，尊王道、賤霸術之主要思想。當然，孟子對梁惠王的進言，是專就諸侯如何安內而言，其立言的角度，又專就「儒家」價值觀上來說義、利之對待，以求根本扭轉時代的風氣。在講究「功利」的風潮狂瀾中，孟子獨排眾議，大聲極乎：「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！」。太史公一一 司馬遷 先生讀到孟子這一章，曾感觸的說：「余讀孟子書，至梁惠王問『何以利吾國』，未嘗不廢書而嘆也。曰『嗟乎！利，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異哉！』」台灣的 蔣經國 先生也曾說：「計利當計天下利，求名當求萬世名。」這雖然都是屬於價值觀的執我、執法，在佛門來看，仍未臻於究竟。但，自古以來的讀書人，這份基於仁，本乎人性本善的念心，為了「出」生民於塗炭的用心，已經值得我們念茲在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