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原靈信仰到正信的台灣佛教（七）

七、回顧與展望：

 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僧才的培養，以及人心的教化，是伴隨著譯經師以及「譯場」內的經典討論，形成了「佛教教育」的雛形。例如「古譯」的譯經大師一一鳩摩羅什，其譯經場中，都有幾千人一起生活、與工作的規模。透過這譯經的工作，「無形」中推動了僧才的教學；也由於「綴文」、「潤飾」以及「證義」等過程，更是讓中國古代知識份子，認識佛經的最佳處所，所以「譯經場」，也是平時佛學教學的課堂。「新譯」大師一一玄奘法師所主持的譯場，規模雖沒有鳩摩羅什大師譯經場那麼宏大，但也是他透過譯經中，帶領僧團等翻譯以及學習經典的地方，也間接培養諸如大學士等「儒家」人才，認識佛教。因而，大量翻譯經典的唐宋時期，也是佛教教育普及的朝代，例如唐宋八大家，各各能詩能文，而且他們在佛學的造詣上，也都有著過人的地方。

 而自唐末開始，尤其南宋以後，經典的翻譯不再興盛，譯經興學，已轉化為以「叢林」師徒傳授為主的「佛教教育」了。這時期，傳統的僧才教育首是由法師直接面對學僧進行，而讀書人參與「譯經」、「著疏」也顯著減少。雖然如此，但在「叢林」中，古大德以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」的「身教」，加上在教學中「生活在一起、工作在一起……」等「六合」僧制，以及「結夏」等特殊的教學情境，使得法師瞭解學僧，便於「應機」，也就是因材施教，因而培養出許多的高僧大德。其次，「佛教教育」是以德育為主的『覺』之教育，故「叢林」中所培養出來的僧才、信徒，仍然學養具優。

 可是到了明清兩代，純粹的「宗門」高僧已不多見，參禪的人，一如清朝中葉的文人 龔自珍 先生的觀察：禪門愈降愈濫，愈誕愈易。而讀書人不但“昧禪之行、冒禪之名，流於狂禪；而真正的參禪人，也以背「祖師」語錄、公案，以為這就是禪。同樣的，教門中的天臺、華嚴、法相等宗，也有後繼無人之嘆。所以明鄭時期的「知識份子」傳入台灣的佛教，有的人以「逃禪」、或是「明仕」名之，不無道理；而清領時期的台灣佛教，在中國佛教極為式微的情況下，能提供台灣的「佛教教育」之資源，也是可想而知，因而在台灣的宗教活動，是繼承於荷蘭時期的基督教與來自於加拿大以及英國的傳教士，默默的辦理慈善、醫療以及各種宗教教育。

 中國的佛教，一直到了楊文會居士（1837～1912）的發心，才有了轉機。對於傳統佛教教育的改進， 楊文會 先生也關注很久。他認為當今之世“唯有開設釋氏學堂，始有轉機。”因此他老人家為了謀求創辦佛教學校，以造就僧材，在取得當時傾向維新的陳三立、沈曾植等人的大力贊助下，於1908年秋天，創立「祗洹精舍」。他主張佛教學堂，分內、外兩班，外班以普通學為主，兼學佛，為佛教寺院主辦的社會教育，旨在擴大影響；內班則是為了提高「僧才素質」而興辦的僧教育，並仿照現代的小學、中學、大學之「學制」。僅受初等、或中等僧教育者，只能充任寺院一般職事，至於未受僧教育者，不准出家。他的學生中，太虛大師念念以創辦新式佛學院，來造就優秀僧才，作為「革新佛教」目標。太虛大師在1917年，前來台灣弘法。弘法之後，並赴日本考察日本的佛教，心有所感，可見，這時的台灣雖然是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，但卻有了「新式教育」的國民學校以及佛教中學。這也是台灣佛教界第一次回饋「閩南」、「中國」的佛教。

1948年，曾受戒于福建鼓山湧泉寺的中壢圓光寺釋妙果長老，創辦“臺灣佛學院”邀請了太虛閩院的學生慈航法師（1895—1954），由新加坡來台主持“臺灣佛學院”並擔任教職。慈航法師提出了“為國家計，為民族計，故有創辦「臺灣佛學院」之舉”的辦學宗旨，他老人家還指出，這是針對臺灣佛教曾被日本利用的“不白之冤”而著手“亡羊補牢”，可以看出台灣佛教界與福建佛教、中國佛教，「本」來就是水乳一體，無法區分的。

前面已經說過，從1949年起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，由於白聖長老以及來自於大陸的僧眾之努力，才有今天佛教興盛的台灣。而台灣的佛教在傳播漢傳佛教於世界每一個角落之外，更因為源之於閩南，所以一有了能力之後，當然先回饋給自己的祖國。荷據的三十八年、鄭成功「反清復明」的二十三年之經營、以及日本的殖民統治五十一年，都無法切斷「閩台」之間，本是一家人的事實，所以我們期待在未來的佛教交流與合作中，「閩、台」更要進一步的在「兩岸」佛教的學術研究、與道德修持上，經常不斷的互相切蹉，緊密的攜手合作，讓正信的漢傳佛教，在學理與修行上更上層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