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原靈信仰到正信的台灣佛教

五、日治時期的殖民佛教：

台灣日治時期，是從公元1895年滿清割讓給日本到1945年台灣光復，這期間台灣被日本殖民管轄的時期。日據初期，在台的台灣總督府，是由軍人主導一切行政，目的在迫使台灣「順服」日本的統治，以提供台灣的資源、物產及勞力，為其服務。因而在台灣實行特別法，以「警察政治」控制社會，居住在台灣的漢人、原住民都沒有平等的受教育以及參政權；治台後期，日本為了對外擴張，對台灣採取「內地」延長主義，視台灣為其「南島」，這時更是有系統的實施戶口普查、日台共學的現代教育措施。尤其，西來庵事件以及蘆溝橋抗日以後，日本對於台灣的宗教，為了隔絕與中國的關係，便藉由「南贏佛教會」之組織以及其機關報的發行，嚴格的控制台灣的佛教界，使得台灣的佛教界產生很大的變化。

因而，我們可以說日治初期，日本治理臺灣的宗教政策，以「安撫、安定」為主，選擇了已經流傳在臺灣稍有根基的佛教。這種與西方列強以「基督教」治理殖民地的「宗教殖民」不同，所以台灣佛教在日治初期的發展，仍繼續清領時期的模式，保有「閩南」式的「岩」、「寺」，以及所謂「在家化、齋教化」的佛教。例如當時的總督府之丸井社寺課長，於大正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同 十二月四日 止的第二回之（南瀛佛教講習會），在臺南市三分子開元寺 ，談到「台灣佛教」，還特別以「佛教教團之中最初的改革者──大天之功業」，介紹了「齋教」即是：以「大天」為主之佛教教團之改革者，以及大乘佛教的奠基者。可見，「齋教」在日據時代，在本島佛教的領域內，具有相當的份量（全文可參考南瀛佛教會會刊）了。到了大正年間，特別是在一九一五年，以齋教為中心的西來庵抗日行動，因涉及和牽連的齋堂、與齋友甚多，構成日治時期治安上的一大威脅。因此日本在台的總督府，展開全島性的宗教調查，以掌握台灣各種宗教信仰的背景和生態。當時，台灣的一般信徒與寺院為求自保，紛紛申請加入日本佛教的組織，也促使日後「南瀛佛教會」全台性組織的成立。可見日治的後期，台灣的寺院、齋堂以及信眾，都已受到日本官方的控制。而台灣佛教的殖民化，正值日本近代佛教世俗化時期，因此，台灣佛教不僅接受了日本統治者的「殖民化」，也接受了日本佛教的世俗化。

根據 連橫 先生寫的台灣通史，他也將「齋教」列入台灣的佛教之一部份，並指出當時台灣佛教的寺院，齋教就佔有了百分之七十五，而這股在台灣的佛教發展史上，影響力很大的「在家佛教」——齋教，也深深的影響著「日治時期」的台灣佛教。因此，不能不在這裡稍加介紹。齋教，原稱為老官齋教，是創立於明末的一種民間宗教，它是將儒、道、佛三家的信仰，融為一爐，但外在的形式上，具有很濃的佛教色彩。齋教，約於清乾隆年間，自東南沿海傳到台灣，是以釋迦牟尼、阿彌陀佛、以及觀音菩薩為崇拜對象，使用的是佛門的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等佛教經典。教徒之間稱齋友，活動場所稱齋堂，住在「齋堂」修行的女眾稱為齋姑；而在家修行的居士，主張吃齋食素，逢朔、望，都會不約而同到齋堂唸經聚會。而到了日據時代，齋教的名稱不再專指老官齋教，是包括了傳自大陸、形態相近的金幢教、和先天道，老官齋教則以「龍華會」為名。因此，齋教便有了金幢、先天、龍華三派；其中，仍以龍華派人數最多，而這些齋教徒在日據時代，也以佛教的名義，參與南瀛佛教會，但他們也在日本殖民晚期迫害最嚴重的一支教派。

所以從1895年馬關條約，日本統治台灣後，日本佛教中的的曹洞宗、臨濟宗、凈土宗、凈土真宗、真言宗、日蓮宗、天臺宗和華嚴宗等8宗12派，紛紛派僧侶到台灣布教。在殖民政治的壓力下，台灣原有棣屬於中國閩南系統的佛教，日漸被迫隨著政治力量歸屬於日本的佛教系統。台灣僧人全加入屬於曹洞宗、和臨濟宗的「禪宗」系統；而居士的佛教，也就是齋教，有一小部分加入禪宗，而大多數則是加入凈土宗、和日本的凈土真宗，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東、西本願寺派。到了公元1922年的4月4日，在日本總督府的的指導下，成立了「南瀛佛教會」，名義上雖為民間團體，實際上是以日本官員為會長的全臺性佛教組織。不管怎麼說，當時的南瀛佛教會，是日據時代台灣最重要的佛教組織，同時其專屬的刊物《南瀛佛教會會刊》的內容，也反映出日據時代，台灣佛教的活動之整體概況。所以自創刊以來，該刊物或其中的撰稿人員，幾近網羅了當時台灣佛教界的全部菁英。如江木生、林德林、李添春、高執德、江木生、曾景來、田村智友、竹中黃貴、林學周等人，都曾擔任該刊的主編以及重要的佛教論著者。而佛教界的知識分子以及僧侶，也都在該刊發表心得、意見等等，當然，也包含著日本統治者的宗教政策以及規章，因此，該會刊也就成為研究日據時代「台灣佛教」的最主要史料。

到了1937年「七七」事變以後，日本在臺推行「皇民化」政策，規定凡未歸屬日本佛教的寺廟、齋堂，都改為「神社」，厲行忠於日本天皇的「神道」思想；至於已經棣屬於日本佛教系統的佛教寺院，其佛寺、法器、制度、以及儀軌等等，均仿傚日本，造成台灣佛教徹底的「世俗化」之日本式的佛教。

      而有關這日治時期台灣佛教發展的情形，有大部分的資料，在「南瀛佛教會」的期刊中說得很清楚，介紹的人也多，因而在這裡就不再介紹。但在這「日本殖民」統治時期的台灣佛教，除了留學日本的僧侶，例如 李溙春 居士留學日本的駒澤大學回到國內有了「日式」想法。加上佛教的「齋教」化之盛行，所以當時有在家居士住持寺院，法會時也剃光頭、穿僧服，擔任佛教儀式的主持人等等「不如法」的現象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台灣佛教的發展與閩南系統的「臍帶」關係，依舊存在，仍然可以說是屬於中國漢傳系統的傳承，此如剛剛說的，基隆月眉山 的靈泉寺派等等，都是維持著與福建佛教有深切的往來。舉如1898年，鼓山湧泉寺的妙密、善智二法師，率10餘人渡台弘法。而在1917年，臺灣基隆月眉山 靈泉寺的善慧法師建立法會，延請閩僧圓瑛大師講演佛法，因圓瑛大師“以事不克分身”，由太虛大師代表前來台弘法。而廈門南普陀的會泉法師等，也多次前來臺灣。據《南瀛佛教》記載，大正九年（1920年），由永智師渡華，恭請會泉法師來山指導一切。同年，複由會泉法師邀請會機法師同來，就新大殿講經，及指示修禪念佛儀式，源自中國的禪林制度，始成雛形。可見，會泉、會機二法師，是今日大岡山派建立福建式的禪林制度的「領航者」。其他的，更有傑出的僧侶，此如斌宗老和尚及其弟子慧獄法師等，遊學大陸的叢林；而賢頓老和尚，則進入閩南佛學院就讀，他們都對台灣的「正信佛教」之奠基，有了很重要的貢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