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原靈信仰到正信的台灣佛教

四、有清一代的佛教發展：

 1683年，滿清消滅了鄭氏王朝，「首度」將「臺灣」納入中國的版圖，直至1895年臺灣割給日本，「清領」台灣的統治，時間長達二百一十二年。這是兩岸首度的「統一」，從荷蘭的據台三十八年，明鄭治台的二十三年，到「清領」的二百一十二年，以及隨後「日治」的五十一年，「清領」台灣的統治、以及移民來自閩粵「原鄉」的血緣關係，「清領」台灣的統治，影響臺灣之發展最大。從社會上來說，漢人的大量移民，並占有台灣西部平原的精華區，取代了「原住民」成為島內人口最多以及經濟力量最優勢的族群，因而，在台灣建立了鞏固的「漢人社會」。這期間，台灣在政治上，滿清政府從「台灣」之「棄」、「留」二派之爭，到消極經營以致於積極經營，以及在經濟上，臺灣迅速的開發，都在在的影響台灣的宗教信仰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，也就是1683年，鄭氏降清，清廷是否將臺灣納入版圖？而有「棄」、「留」二派之爭。從明末的「倭寇」，長期侵擾其海疆，而這群出沒不定的浪人，又經常是以台灣為其基地；再則台灣曾是荷蘭以及西班牙所經營的地方，尤其在西方列強殖民者手中已經盤踞呂宋、馬尼拉、印尼等地，他們與台人之間有否關係！？再加上明末遺臣，義不降清，經常在思維的是「反清復明」，他們對於台人與洋人的勢力會不會再度集結，相當沒有信心。此外，滿清如何治理沿海地區以及海權意識卻十分薄弱。我們從整個清挺對於軍隊的部署來看，其海疆與陸疆之間有很大的區別，在中國西北遼闊的地勢疆域，利於發揮「八旗軍」騎射之長，清廷既可利用漢人，也可直接治理，其本質上是排斥漢人于邊疆事物之外的。而面對東南海疆則不然，滿蒙八旗軍既不善水戰，來鞏固萬里海疆，又不信任漢人，“每以漢人為難治”，這種情形導致中國近百年的積弱不振。尤其在西方列強殖民已經盤踞呂宋、馬尼拉、印尼、印度等地，又經常不斷地叩關索市，使得清廷頭痛不已。其實滿清統治中國以來，特別擔心漢人與洋人的相互勾結，因此對於包含台灣之內之內的海域政策，只能關起門來，採行閉關自守。

次年，康熙皇帝決定將臺灣置於「福建省」轄下，這也是兩岸首度的「統一」之後，「閩台」一家的「源流」。「臺灣」就這樣置於「福建省」轄下，並設立臺灣府，下轄「臺灣、鳳山、諸羅」三縣。然而剛剛說了，清廷領臺後，自始即是為了「防臺」、而「治臺」之消極政策。其根本原因是，清朝征臺，並非貪圖土地，而是為消滅「反清復明」的勢力，所以「治臺」，自然不希望臺灣過於開發，重演鄭氏抗清的故事。於是，清朝為了「防臺」，立即實施海禁，即規範渡臺移民以及兵丁，不得「攜眷」等等不人道的諸多措施；二是山禁，禁止漢人侵入番地，防止其據地為亂，並避免引起漢、番衝突。

在這樣的心態上，我們看清初治台的策略，其基本上方針是採取防範、與抑制「漢人」並舉，鎮壓、與安撫「台人」相結合的政策。因而滿清政府的戍臺兵丁，不許用臺民，而是在福建各地的綠營中抽拔，選調之人，既要求“年力精壯，有身家”，又不許攜帶妻室，“更疊往戍，期以三年”。同時，將漳、泉兩地兵丁與在臺漳、泉兩籍的移民分開，隔離戍守，即漳州籍兵丁分撥到泉州人的移民區，泉州籍兵丁到漳州移民區戍守，造成台人之「漳、泉械鬥」。不只如此，清廷還在台灣推行「漢番隔離」的政策。一方面隨著台灣人口的不斷增長、和土地的逐漸開發，漢番之間的衝突，時有發生，這也是自然現象。但清朝政府卻利用這機會，於1722年夏天，採用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的建議，“以沿山一帶，易藏姦宄，命附山十里以內民居，勒令遷徙。自北路起至南路止，築長墻以限之，深鑿濠塹，永以為界，越界者以盜賊論”。並於1729年宣佈封山禁令，“飭沿山各隘，立石為界，禁民深入”。並於乾隆二年，也就是1737年，更進一步的禁止“漢、番通婚”。為了控制台灣，這一系列「防台」、「防漢」和抑制「台人」的措施，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

當然，在實施這鎮壓、與安撫「台人」政策的同時，清廷對台灣還是實施了諸多的經濟上、以及文化上的安撫政策。例如在經濟上，採取某些輕徭、薄賦的政策，來討好台人；之外，清廷對戍臺之兵丁多有犒賞、和補貼。如雍正二年的1724年，皇帝特別詔曰：“台灣換班兵丁，戍守海外岩疆，在臺支給糧餉，其家口若無力養贍，則戍守必致分心，每月著戶給米一斗。……按戶給發，務使均沾實惠。”1729年，清廷再諭，每年賞銀4萬兩，以為臺兵養贍家口之用。這樣，戍臺之兵既有兵糈，又有眷米，“所得較之內地（兵丁）倍多”，加之父母妻子，皆在內地，懼于顯戮而不敢有異心，故百餘年中，台灣“有叛民而無叛兵”。而在文化方面，清政府在州、縣地方，大力推行儒化教育，創辦各種義學、書院，以收攬台人人心，並積極將台人文化融入漢人文化的體系內。例如清朝廷獎勵台灣子弟向學的同時，同樣的，對應考的台灣士子，實行「保障」名額制度，嚴禁冒籍應考，以維護台灣籍考生的權益。

 臺灣，有了政府的統治之後，沿海的福建、廣東二省，山多田少，人民謀生相當困難。而這時的臺灣，地曠人稀，廣大的平原正吸引著二省的移民，我們的祖先，不顧禁令，大舉偷渡拓墾。而住在寶島的「原住民」，人口不多，經濟、文化，也相對落後。他們雖有清庭的「山禁」，但面對著排山倒海的漢人，幾乎毫無招架之力，於是迅速的被取代，淪為弱勢的族群。據估計，「原住民」的人口在荷據台灣時期，約有二、三十萬人左右，但到了1683至1895年之間，人口不增反減，而漢人則從一、二萬人增至十萬餘人，再猛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左右。由於大量的農業人口的投入，台灣的農產諸如稻米以及甘蔗，非常豐富，但台灣的手工業相對於大陸則是顯得不發達；反之，福建缺米，華中、華北缺糖，但手工業發達，日用品的種類多、價格廉。因此，兩岸的貿易自然興盛起來，因而形成互補的經濟體。臺灣出口米、糖、花生油、藍靛等農產品至大陸，而自大陸進口紡織品、瓷器、建材、日用品等，由於貿易量大，因此而有了「郊」商組織的出現。「郊」，乃商人的同業公會，所謂郊商，則經營兩岸貿易的「生意人」。隨著貿易的開展，「郊」，又有以貿易地、或商品命名的「郊」商，如「廈郊」是對廈門港貿易的組織，「布郊」則是買賣紡織品的。當時的府城三郊，為「北郊、南郊、糖郊」；還有鹿港的八郊，為泉郊、布郊、油郊等等。由於貿易興盛，臺灣濱海地區，也興起不少商業繁榮之商港，如府城、鹿港、艋舺之先後崛起，號稱「一府二鹿三艋舺」。這時的台灣社會，產生了很多富有的郊商，可與大地主分庭抗禮。而因為這些「郊商」的投入，也將原鄉的民間信仰，經由個人、「郊商」的力量，將寺院的香火，紛紛的帶進台灣。

台灣，既納入了中國版圖，內地的僧伽，也自然的跟著前來。在今天的台北五股之西雲岩寺，相傳就是福建鼓山省源大師，於乾隆十七年，也就是1752年渡海來台，開基結廬。「岩」，是閩南人對於寺院的稱呼，西雲岩寺則是奉祀觀音佛祖。該寺的建築，為合組胡林隆墾號的胡焯猷、林作哲、胡習隆等人，獻地所建。所謂「墾號」，指的是當年向政府申請開墾荒地的「地主」或是「合夥人」。依據漢傳佛教的傳統，一般人想成為真正的僧侶，必須接受佛門的「三壇大戒」之律儀，而在清領台灣的時期，台灣的寺廟，都不具有這樣傳戒的資格，如果想到內地求戒，必須經歷黑水溝的凶險，這固然無法阻擋宗教之熱忱，但以當時經懺佛教的氛圍，實無渡海求法之必要，於是台灣的「齋教」，雖然源之於閩南，卻是成為台灣佛教的主要組成「份子」。

 清領後期，由於臺灣位於東亞航線的要衝，加上盛產世界所欠缺的樟腦，煤，以及聽說的「黃金」，引起西方國家之覬詣，紛紛要求在台灣通商。1858年至1860年，英法聯軍之役後，中外先後簽訂了「天津條約」與「北京條約」，臺灣於1862年，淡水首先開港，英國於此設領事館，推展貿易。英國甚至要求，淡水一港應包括艋舺、大稻埕；而安平、雞籠、打狗亦於次年陸續開放，自此，外商可合法在口岸居住、經商。於是，外商大舉在臺設洋行，進行貿易。他們輸入的商品，除了鴉片外，亦包括紡織品、金屬、煤油、火柴等西方產品；並將臺灣的特產糖、樟腦、茶銷售至世界各地。此後，臺灣與外國之貿易關係，日益密切，慢慢走向世界，而與大陸的經濟互補關係，亦相對地降低。更重要的是，臺灣產業結構因而大變，由米、糖經濟，轉變為茶、糖、樟腦經濟。也因為這些茶、樟腦、煤礦等等都產於北部，所以臺灣的經濟重心，也由南部轉至北部，並影響政治、文化中心之北移。台灣開港後，西方的宗教又追隨荷據時期的腳步登陸，天主教與基督教的長老教派，陸續來台。南部地區，是英國長老派（Presbyterian Church）教士馬雅各（Maxwell）所創，北部地區，是加拿大長老派教士 馬偕 博士所創。這些傳教士熱心傳教，普設教堂，教導教民讀經，有助於掃除文盲。他們又發行臺灣第一份報紙「長老會公報」，並設置醫院與學校，引進西方文化，對臺人文化水準之提昇，甚有助益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台灣佛教的發展，自然由「省內」的閩人僧侶，入台較多，而台灣僧人也都以「閩南」僧人的身份到「內地」的「祖庭」，或是停留在福建寺院遊學、受戒，所以有清一代，台灣佛教即源之於「福建」，一直到日治時期，仍然深受「福建」佛教之影響。例如：影響台灣佛教比較大的寺院，都與福建有著相當深的淵源。舉如台南的開元寺 ，本是鄭成功初到台灣時避暑的別墅，延平郡王死後，其子鄭經大為增築，改稱北園別館，奉母董氏居之。明鄭亡後，至康熙二十九年，由當時台南巡道一一王效宗等，改為寺院，初名海會寺，當時鄭氏部將不願仕於清朝的，大多削髮投身於海會寺。到嘉慶年間，改稱為海靖寺，後在太平天國時代，福州鼓山寺僧始改為開元寺 。再如「苗栗大湖法雲寺派」，是泉州覺力和尚到台後所創建，而「基隆月眉山 靈泉寺派」（善智禪師、善慧禪師）、「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」（義敏禪師、永定禪師）以及「臺北觀音山 凌雲禪寺 派」（寶海禪師、本圓禪師禪師），這些流派，均與福建鼓山湧泉寺有深厚關係淵源，在傳燈法脈上，屬於禪宗，而且這些宗派的開山祖師、或中興祖師除了來自中國福建之外，均為本省僧侶，而這也是臺灣佛教，一方面飲水思源，另外一方面也走向國際的開始。

另外，我們再回顧清朝統治時期的教育措施：在1683年清朝統治台灣之後，靖海侯一一 施琅 先生首先在台灣設立第一所名為「西定坊書院」的教育場所。這書院場所，是免費入學的義學。繼西定坊書院之後，台灣郡守蔣毓英建設鎮北坊書院，其後台灣臺令王兆陞建彌陀室書院，接著郡守吳國柱又假竹溪寺 設置竹溪書院，都是屬於義學性質的慈善教育機構。

所以這「清領」時期的台灣佛教，一方面深受福建佛教的影響，參柔了閩南的齋教信仰；另外一方面，眼看著天主教以及基督教，興學校、辦期刊，建醫院……這種熱心公益的情懷，台灣的佛教界，清領時期，除了扮演起清政府、與民間推動台灣教育的先河之外，更啟發了光復後台灣佛教界，走向世界，興辦學校、醫療以及推動文化事業的「動力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