淺談臺灣的「齋教」

一、前言

    本刊的前輩（指的是中原週刊）作家黃榮洛老先生，在八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"「和尚仔」名稱的由來傳說"，筆者仔細的拜讀，對黃老先生，我一向最為尊敬，因此，他在文中要我們深入研究，仔細探討一事，我就時刻放在心中。這期間，我從大陸買進近二十本介紹佛教的書籍，也蒐集了國內相關的資料，並訪問了幾位清楚獅頭山 往事的一些地方耆老。這才發現，「齋公仔」的「和尚仔」其實是源於臺灣的早期佛教，而早期的佛教，一般的河洛人、或客家人稱為「齋教」。所以，在臺灣，人往生了，家屬要念經、做功德，請「齋公」，看起來是道教，其實他念的是佛教的經典。在三、四十年前，我們看到尼姑，不稱師父，叫「菜姑」。尼姑庵不稱叢林，叫「菜堂」...這些，其實都是「齋教」留下來的名詞。

    佛教，它本身是包容性最強的一種宗教。例如，他傳到西藏，與原始土著的「苯教」結合，就形成了西藏的佛教--喇嘛教。傳到中國，與中國的儒家、道教結合，形成中國多彩多姿的佛教宗派—華嚴、天台宗以及禪宗、淨土宗....。因為佛教，它認為，眾生雖然業報不同，但是佛性平等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所以佛陀開示：「八萬四千眾生，八萬四千法門」，所以佛教並不排斥任何宗教，只要您能依照佛陀開示的「戒定慧」三學，如法修行；言行舉止，符合「三法印」，您就能成佛。這種理論，來到臺灣，加上臺灣獨特的地理、人文，風俗習慣，以及悲情的歷史，演繹出臺灣的齋教。為了讓我們苗栗的鄉親，中原的子弟進一步對這早期臺灣的「齋教」有些認識，本文想從臺灣的歷史、地理、以及文化的發展三方面，來簡單的介紹臺灣的「齋教」。

二、不斷的政權更軼 悲情的歷史「情結」：

    回顧臺灣的歷史，臺灣真是充滿了悲情。身為台灣人，我們的祖先，生活困頓，不得不向外尋求發展。早期，與日本浪人結伴，成為「太平洋的海盜」，而有「戚繼光平定倭寇」的一段歷史。到荷蘭佔有台灣，又逢閩南大飢荒，大量的飢民，不得不冒險穿過黑海溝，來到台灣。因而有「有唐山公，沒有唐山祖」的寂寞歲月。想當初我們的祖先，不向命運低頭，一定是很辛苦的從大陸，隻身渡海而來，開闢了一片天之後，好不容易的贏得平埔族女子的青睞，結婚生子，才正式定居並繁延下來，成為正式的台灣人。

  這片土地，當中國早已是相當進步繁華，同時也是戰亂頻繁的明朝時代，才了解到澎湖的外海有一個孤島，名叫雞籠，也叫東番。而一五四四年，葡萄牙人在行經臺灣東部海面，赫然發現有一個這麼美麗之島，讚為「Formosa」。而這美麗的「Formosa」，我們在地的祖母這邊祖人，叫的可沒這麼詩情畫意，他們就叫做Taian或Taiwan，意思就是濱海之地。如果以漢語來翻譯，就是「台員」或「大員」。一直到公元一六八四年，「Formosa」被清政府劃為福建省臺灣府，臺灣才真正的叫為臺灣。雖然如此，但是我們的母語Taiwan，就成為我們永遠在國際上使用的正式名稱了。

    這個孤島，在一五四四年，葡萄牙人幫我們讚為「Formosa」后。從此美麗的「Formosa」，就開始了它動盪的歲月。首先，在明朝天啟二年，也就是西元一六二二年，荷蘭人企圖攻佔澳門不果，轉據澎湖。當時明朝的守將告訴荷蘭人，這裡是大明的版圖，不可妄據，如果要，在黑水溝的另一邊有一個孤島，沒人要。果然，荷蘭人憑著高超的航海技術，於一六二四年佔領了臺灣。這是島上，除了原住民的部落、海盜等非正式的組織權力，建立了第一個政權。接著，西班牙人在一五七一年佔據菲律賓之後，也於一六二六年，沿著臺灣東海岸北上，到了蘇澳，並在淡水建了紅毛城 ，統治了北臺灣。一山不容二虎，在一六四二年，荷蘭人趕走了西班牙，也結束了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十六年殖民統治。明永曆十五年，也就是一六六一年的四月，鄭成功在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屢敗屢戰，反清復明的戰役中，眼見反清復明的事業，一時無望，只好「轉進」臺灣，於當年的十二月趕走荷蘭人，正式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第一個「漢人」的王朝。

     一六八三年，原為鄭成功的部將施琅先生，率領著清朝的大軍，攻克澎湖，鄭克塽君臣議降，結束了明鄭祖孫三代的統治。這第一個「漢人」的王朝，前後共計二十二年。不過，當時的清廷並不想擁有這片土地，在漢人的眼中，這原住民與海盜雜居的部落，屬化外之民，也沒什麼經濟利益值得派兵駐守。尤其這個孤島，是個賊窩、海盜窟，因此清廷本來還想找回荷蘭人來繼續統治，以丟掉這燙手的山芋。還是在施琅的堅持，清廷才於第二年在臺灣設置一府三縣，隸屬於福建省。並派蔣毓英為臺灣的第一任知府，展開清朝統治臺灣為期二百一十二年的歷史。在這二百一十二年中，除了西元一八六零年，由於英法聯軍之役，清廷被迫在臺灣開港，外國勢力進入臺灣之後，滿清才發現臺灣的地位，相當重要，終於在一八八五年將臺灣單獨設省外。其餘的，嚴格的說，從一六八三至一八六零年的一百七十七年當中，清朝的統治，根本是不把臺灣當作中國的版圖。從臺灣有限的文獻中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，清廷的對台政策是不理不睬的。我們的祖先，渡海來台，一方面要偷偷的逃避清廷海關的查緝，一葉扁舟，與大海搏鬥，尤其，穿越臺灣海峽這可怕的黑水溝，在航海不甚發達的那個時代，實在是一個前途茫茫的人間惡夢。好不容易在佛 菩薩的保佑之下，渡得海來，墾植耕地，一方面閩粵爭鬥，一方面漳泉械鬥，連同樣是泉州人，也有「上郊」與「下郊」的爭端，當然更要與原住民搏鬥....。我們的祖先，就這樣，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家園。等到家園建立了，自己組織了鄉勇，奉上稅金，清朝的政府，才以「皇恩浩蕩」的態度，將這塊已開墾出來的家園列入清廷的版圖。

    就這樣，由前山到後山，由南到北，清朝的政府，坐享其成的擁有了臺灣。我們的祖先，沒有怨言，只有感激。感謝我們的母國，承認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更感激，大清帝國，「皇恩浩蕩」的派遣官員來給「我們」「教化」。在這孤島上的人民，身上流的，雖然有平埔族的血源，但是，他們並沒有忘記，他們是來自「唐山」，中國是我們的母國。雖然，滿清皇朝在臺灣的棄留爭論中，以及以後的鎖國政策下，把臺灣遺棄在海外的一隅，但是，台灣人民並沒有因為滿清的腐敗，中國的積弱不振，看不起中國。相反的，在未來的歲月中，臺灣卻充份表達了心在祖國的情結中。

      前面已說過，當外國勢力隨著英法聯軍進入臺灣之後，日本，也以牡丹事件為由，來到臺灣。清廷才發現：這個孤島，原來具有價值，還是洋人心目中的「海天福地」。於是派遣沈葆禎先生來台，整軍經武，建設臺灣。沈先生以在大陸失敗的「同治中興」之洋務運動的各項措施，來經營臺灣，沒想到，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，沈先生就這樣奠下了臺灣現代化的基石。一八八五年，臺灣正式設省，首任的巡撫，就是劉銘傳。

      沈葆禎先生的文治，劉銘傳先生的武功，一文一武，都是建設臺灣的大功臣，這是研究臺灣熱愛臺灣的中國人應該感戴的。沈先生的開洋務，辦教育，劉先生的興辦鐵道，設立煤、鐵等新興產業，使十九世紀末的臺灣，嶄露頭角，嚴然是東方繼日本而起的新興地區。可惜，中國積弱不振，甲午一戰，這新興的海島，馬上又被中國丟掉。雖然，「子不嫌父貧」，台灣人仍然推舉清廷的官員唐景崧為總統，拒絕日本，希望，獨立之後，成為中國的屬國。沒想到，清朝政府，對於台灣人的抗日運動，並沒有伸出援手，這一放，就讓臺灣成為日本國的一部分，並且長達五十年。這中間，滿清的官員張之洞，雖然也曾經透過駐外單位，聯絡外人，希望將臺灣國際化，比照遼東半島的例子，以「三國甘涉」保有臺灣，但也阻止不了日本人「無血進城」，順利的佔有臺灣。這也是除了「母國」之外，臺灣接受了的第二個外來政權。

    日治的五十年，對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並不陌生。根據文獻的記載，日本領台之初，雖然有臺灣民主共和國的抵抗，但是，不到半年，在母國的袖手旁觀以及沒有外援的窘境下，臺灣已然是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。所以，日本人當時的施政重點是：一、土匪掃蕩，二、財政獨立，三、理番政策，完全是殖民的統治。不過，也許是上天偏愛勤快的台灣人，正當中國正陷入八國聯軍，慈禧的專橫霸道，民初的軍閥統治，中原會戰......等民不瞭生的黑暗時刻，臺灣卻莫名其妙的在明治維新，西化成功的日本管轄下，繼續劉銘傳治台後期的政策，引入西方的新式教育。加上，明治維新成功以後的日本，企圖心正熾，它不只希望建立大東亞共榮圈，併吞中國。還要南進南亞，成為東方唯一的霸權王國。因此，領台的中晚期，日本以臺灣為南進的基地，積極經營臺灣。一方面，設立博物館，植物園，動物園，以積極研究南洋的人種以及動植物，另一方面建設基隆港 以暢通日台航線，開發高雄港 以作為南進港口。為了永遠佔有臺灣，日本還積極在臺灣推行皇民化的教育。在社會建設上，國語家庭的推動，環境衛生以及治安的加強，都頗有績效。另外為了安撫本省同胞的漢文漢語情結，以及地方自治的意願，也陸續開放報禁並成立各種社團。例如：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先生等成立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，林獻堂等策劃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一九二七年成立臺灣民眾黨，一九二八年成立臺灣共產黨，一九三零年又有臺灣地方自治聯盟....同時，當時在「總督府的核准下，臺灣的報刊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：如"臺灣民報"、"臺灣新民報"、"臺灣文藝"、"臺灣青年"....等。臺灣的割讓，匪以所思的是臺灣因禍得福的，得以在各種現代化以及半殖民統治下，避開了兵禍，得到進步。

    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，台彎人民曾滿懷熱情，寄予高度的幻想，期待來自「唐山」的「母國」會真正的把臺灣當成自己的版圖，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，給台灣人帶來幸福。讓潛意識中存在已久「中國情結」隨著「勝利」，完全併發出來。當人們「敲鑼打鼓」迎接「祖國」的時候，才訝然發現，這些英勇的「祖國」部隊，原來是一群「軍容渙散」「紀律蕩然」的軍隊，而新來之統治者，他們的生活水準、文化素養以及民主的觀念，竟然落後我們半個世紀。不過，台灣人永遠「子不嫌父貧」，當文化人仍然在為母國的落後「撰文」「理由化」的時候，貪婪落後的統治者，以沒有道理的優越感，任意搜括欺凌，造成民怨。更由於生活上、文化上、價值觀念上的差距，使本省人對於來自大陸的統治者，由期望，而失望，到絕望，再加上各種錯蹤複雜的因素，以致於一件小小的查緝私煙事件，竟演變成成「二二八」事件。沒想到，這事件加上後來的白色統治，臺灣島上的精英，機遭屠殺殆盡，倖存者，從此不再奢談政治，台灣人剛萌芽的歷史、文化與政治運動發生了斷層。而中國式的宗教，便完全移植、取代了臺灣早期的宗教生活。

三、惡劣的自然環境 貧瘠的土地：

    最近幾年，每年的冬季以後，臺灣的中南部都為了缺水而苦。事實上，中南部的缺水一事，並不始於今日。根據地理學家的研究，苗栗以南的中南部地區，它的緯度，正是全球降雨量最低的地方。例如同一緯度的撒哈拉沙漠，就是缺乏雨量所形成的沙漠。臺灣雖然有海洋的調節，但是，臺灣又是地處環太平洋新褶曲地帶，地狹山高，縱有少量雨水，也因坡度太大，無法儲藏。所以，在荷蘭統治臺灣的時代，臺灣的中南部，事實上還是一片荒漠。可耕的面積相當有限，也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，在荷蘭人入主臺灣之前，臺灣的原住民，不管是平埔族還是現在的山地九族，雖然長久以來就住在臺灣，但僅能從事漁獵以及遊耕的方式生活，無法從事水田稻作的生產技術。所以，在荷蘭統治臺灣的時代，就積極的向海峽對岸的福建、廣東二省的沿海地區招募壯丁，前來墾荒。

    當時，荷蘭將臺灣所有的土地，視為荷蘭國王的財產。並以設置在現在印尼雅加達的東印度公司為基地，對於前來墾荒的漢人，每一來台壯丁給予水牛一頭，水田五畝，令其耕種。所以，到現在，在臺灣，「水田五畝」叫「一張犁」。在臺北，有「三張犁」、「六張犁」就是荷蘭人留下來的名稱。此外，臺灣在很多地方還有叫「王田」的地名，這都是荷蘭人的標誌。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中，福建省在一八一二年，每一個人可以分配到的可耕種土地之面積，是零點八六畝。廣東省是一點五四畝。而相對的，臺灣到晚了七十多年的一八八七年，每一個人可分配到的可耕土地之面積，還有三點零六畝。從這裡，我們還可以深深了解到我們的祖先，當年流傳「臺灣好賺食」「臺灣錢淹腳目」，可是其來有自。在西元一六二四年到一六六一年的荷治期間，荷蘭人從一六三六年開始引進漢人到臺灣開墾土地，到西元一六四零年為止，短短的五年當中，移民人數就達一萬一千人。此後，移民人數的多寡就隨著大陸政局的演變，或增或減。但是根據荷蘭人的文獻資料--"被遺誤的臺灣"一文之記載，在臺灣繳交人頭稅的中國人，約有二萬五千人。可見，臺灣的土地雖然貧瘠，但是對在廣東福建二省的漢人來說，只要海禁一打開，立即湧來大批的拓荒客。

    要命的是臺灣的地形相當古怪，單單一個臺灣小島，就被數也數不盡的溪流分割成一個一個小塊。我們單單以嘉義縣為例，主要的溪流就有北港溪 、朴子溪、八掌溪、曾文溪、楠梓仙溪、嘉南大溪、牛稠溪、三疊溪、石龜溪、赤蘭溪，從南到北短短幾十公里，就有十條主要的河流，而且落差大，水流急。也因為臺灣的這個獨特地形，早期的交通，都必須走船。例如臺南到臺北，就必需搭船，由安平港 到鹿港，再從淡水沿著淡水河 渡到萬華。這種地理條件的限制，使得臺灣的社會，格局不大，一個部落一個部落，小裡小氣。

    不過，也由於外有臺灣海峽以及太平洋的包圍，內有無數河流的分割，這個獨特的地形，造成臺灣容易接受外來文化的洗禮，而彼此的分割，一個部落與一個部落之間，缺乏互信，各自為政。因此，在信仰上，荷蘭時期的基督信仰、明鄭時期的佛教傳入、滿清統治時期的羅教傳播、日治時代的神道信仰，都各有各的傳播對象，再加上原來流傳於原住民的神靈信仰，就激盪出臺灣各個地區有各自不同的習俗，並且各自有異於漢民族的宗教信仰。

四、齋教的淵源及其流變：

    "齋"，在佛教的本意是「過午不食」，也就是不食「非時」之食。在佛陀的時代，早晨，手伸出來還看不清楚手的紋路之前，是不能進食的。過午之後，就不能再進食。其他的時間，就叫做「非時」，根據佛律，是不準吃東西的，這叫做"持齋"。不過，在中國的大乘佛教，出家人是茹素、戒五辛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把茹素、戒五辛的飲食叫做"齋"。

    "齋教"，原名叫"老官齋教"，為明朝姚文宇所創。姚文宇生於浙江處州府的慶元縣，法名普善，著有「三世因由」一書。他自稱"初世姓羅，二世姓殷，三世姓姚"。所謂"初世姓羅"，羅：就是指羅祖，也就是羅清。根據史料記載，羅清三歲喪母，七歲喪父，早年就懷佛道之心。到處求訪名師，潛修十三年，終於悟道。他根據苦修十三年的宗教體驗，寫了五部六冊經卷，號無為卷，並自開法門，廣收徒眾。其後世弟子，尊為「無為祖師」或「無極聖祖」。其教團稱為"無為教"。亦稱"羅教"或"羅祖教"。羅教在清朝統治臺灣的二百一十二年當中，分別由大陸傳到臺灣。從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姚文宇是自我研習羅教之人，並非是羅教正統的續燈弟子，不過由於他修養日深，信徒日眾，同時，自稱初世姓羅、二世姓殷、三世姓姚，嚴然以羅教繼承人自居。繼承殷繼南，號稱「無極聖祖」。再加上他的弟子中，龍象輩出，門人號稱三千，其中，具有影響力的高足就有八十一人。因此，齋教演變成泛指羅祖信仰之宗教，而真正的老官齋教，為了分別，改稱為龍華教。

    "齋教"何時傳入臺灣？根據鄭明志先生在「臺灣齋教的淵源及流變」一文中的說法，老官齋教是由一是堂派、漢陽堂派、及復信堂派分別傳入臺灣。一是堂派大約是在清乾隆年間由蔡普榮由福建傳入，漢陽堂派是在嘉慶二年，復信堂派則是與漢陽堂派的傳入，是在同一個時間。不過，復信堂派流行在中部地區，漢陽堂派則以南部地區為傳教的範圍。金幢教傳入臺灣，是在滿清領台以後，由文舉曾孫蔡權在臺南佈教，而先天教大約是在咸豐年間，由李昌晉與黃昌成來台傳教。不過，尹章義先生在「佛教在臺灣的開展」一文中，提到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先生時說，觀察臺灣的佛教，有「持齋」、「誦經聽講」、「僧俗罔辨」...等情形，因而，在他的官方記錄中，認為臺灣佛教是「異端之教」。章先生根據這種說法，認為齋教的傳入，應是早於鄭明志先生在「臺灣齋教的淵源及流變」一文中的說法。他認為，隨著移民的東渡，在明鄭時代，或許已有「齋教」的形式存在。筆者也認為，人類的行為，不管是什麼事件，總是先有活動，人們才將活動本身，予以整理，方有信史的記錄。因此，移民的東渡，自然會將與大陸「相彷彿」的儒釋道，與本地的平埔族信仰，參在一起。為了整理，自然而然的將當時正流傳在大陸南方的羅教，當作主軸，而形成以「齋教」為名的臺灣信仰。不管同意與否，從明鄭開始，「齋教」就已成為臺灣相當流行的宗教。

    根據連橫先生的「臺灣通史」之記載，在"卷二十二 宗教志"的"佛教"一節中，有如下的描寫：「臺灣齋堂之設，從者頗多。其派有三：曰先天，曰龍華，曰金幢，皆傳自惠能，而明代始分。」可見，在連橫先生撰寫臺灣通史的時代，齋教是被歸類為佛教的，且信徒相當的多。連橫先生認為齋教源之於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，而羅祖的師承，傳說很多，有的傳說羅清曾拜臨濟宗寶月禪師為師，或曾師事臨濟宗無際明禪師...不過也有學者認為，羅教顯然是民間教團，不能歸屬於中國正統的宗教裡去。不過，依筆者之見，佛教傳入中國已有千年之久，在中土已與儒家、道教結合，成為中國特有的佛教--禪宗。因此，明朝末年，戰亂頻仍的年代，一些新興的民間信仰，說它不能歸屬於中國正統的宗教，也有所偏失。

    在連橫先生的「臺灣通史」的記載：「三派入台，以龍華為首，金幢次之，先天最後。」龍華的教徒，修行的層次，依序為：小乘、大乘、三乘、小引、大引、四偈、清虛、太空、空空等九品。空空是最高的等級，也是教主。金幢之教，但稱護法，餘為大眾。先天之中，又分三乘：拋別家園，不事配偶，專行教化，是為上乘。在家而出家，在塵不染塵，是為中乘。隨緣隨俗，半凡半聖，是為下乘。而這先天一派，大約在清朝咸豐年間，由李昌晉與黃昌成，領李道生之命，來台「開荒」，傳入臺灣。現在在臺灣相當流行，徒眾相當多的「一貫道」，雖然說是民國十一年由張天然「奉天承運」所創，並在民國三十五年傳入臺灣，但兩者之間，從教祖的譜系(一至十四祖都是相同)以及教義來看，應是系出同門。至於齋教的修行，連橫先生的看法是：「夫齋徒以修淨為主，禁殺生，絕五辛。可謂能清其體矣。清其體而後能澄其心，澄其心而後能絕其慮，絕其慮而後能明其性，明其性而後能通其道，通其道而後能悟生死，解輪迴，自度而度人。」不過，對於齋教的表現，連橫先生在文中也有很不客氣的批評。例如：他說「若乃假借淨修，潛行邪匿，情緣未泯，穢德彰聞，則又佛教之罪人也。」可見，當時的齋教的表現，在連橫先生以佛教的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學來衡量，有褒，但也有期許。

    迨至一八九五年，日本佔領臺灣，以武力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抗。雖然「臺灣民主國」沒到半年隨即被粉碎，使得這些抗日組織轉入地下，假借宗教信仰，繼續反抗。尤以西來庵事件，齋教信徒受到牽連者甚眾。因此，當時的臺灣齋教等很多民間信仰團體，為了自保，遂與日本傳來的宗教聯繫，冀求自保。其中，齋教三派與日本佛教共同建立了「愛國佛教會」，並以日本的曹洞宗為領導中心，而齋教三派的信徒，也順理成章的成為日本曹洞宗的信徒。日治以後，日本積極的推動南進政策，一方面，以高壓的手段，要臺灣學習日本話、日本習俗、日本地理、日本歷史...並以臺灣為基地，推動各項現代化的工作。例如，臺灣全島的土地調查，戶政建立，甚至於宗教活動，都在嚴密控制之下。所以各派齋教的齋堂信徒，都需設置名冊，信徒的住址、年歲以及其他資料，都要呈報。

    後來先天派長老黃玉階等有心人士，倡議在「愛國佛教會」之外，設立齋教聯合會，並另定一個「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」，希望結合道教及一般民間信仰的團體，成立一全台宗教總會。這個構想雖然未及實施，不過，在後來的宗教調查工作，由日本的丸井奎治郎，結合當時月眉山 靈泉寺的善慧法師、觀音山 凌雲禪寺 的本圓法師共組「南瀛佛教會」。其中，月眉山 靈泉寺的善慧法師本就是齋教徒出身，而當時負責臺灣島內的宗教調查工作的督導正是丸井奎治郎。丸井奎治郎本身就是日本臨濟宗的佛教學者，他以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長之便組成「南瀛佛教會」，並自任為會長。所以，在民國十一年，於臺北萬華龍山寺成立的「南瀛佛教會」，實濫觴於齋教先天派的「本島人宗教會」這個構想。

    在「南瀛佛教會」，列有章程十四條，將臺灣佛教、齋教混在一起，統一管理。這使得齋教漸漸佛教化，而齋教教徒也以佛教徒自居了。這使得長期以來，一方面被明朝政府視為「惑世誣民的邪教」，以及一些佛教領袖斥為「外道」、「魔種」的羅教傳到臺灣以後，被當時的官僚如首任知府蔣毓英等之非議。同時，來自羅祖的齋教徒也自認：「僧尼雖然穿法衣、剃髮，惟往往為了糊口才來出家，所以能守佛教戒法的人很少；至於研究教理濟渡凡世，即是相當困難的事，又住於寺廟不務生產。齋教信徒，雖然不著法衣、不剃髮，卻能通佛教教義，嚴守戒律，不愧為教徒；且勤於職業，不空費國用，即有所盡國民本分。」的這種瞧不起出家人的互相排斥現象，才真正獲得改善。此後，齋教被佛教接受，成為「在家佛教」，而齋教徒也名符其實的成為「居士」。例如，太虛大師於民國六年應善慧大師之邀，來台訪問，留宿、說法以及交往的人士，率皆是在齋堂及齋教的領導人。前不久，才圓寂的法雲寺住持上妙下果長老，原為齋教龍華派的太空，以一齋教領袖再皈依上覺下力老和尚，成為法雲寺開山祖師的大弟子。可見，在「南瀛佛教會」這個時期，臺灣的佛教、齋教已平行發展，甚至融在一起。

  民國二十七年，七七事變發生，日本為了防止台灣人與中國互通訊息，同時，加強對台灣人的控制與安撫，積極推動台灣人「皇民化」，在宗教上，更著手進行寺廟的整理工作。純正的佛教，源於印度，比較沒有涉及民族的感情，但是，儒、道這源之於中國的民間信仰，對推動日本的「皇民化」是不容於日本當道。因此，主張儒、釋、道一以貫之的齋教，一律被整理，改為日本的神社。原有齋教的祖師像，俱受焚化，經此打擊，使齋教的元氣大傷。因此，在日治的最後幾年，人們只知道「神社」，而忘了「齋堂」。

    臺灣光復以後，原有的齋堂，為了保持「佛教化」，再加上大陸的法師大量來台，延僧容易，因此，大多改為佛教的寺院，住有僧侶，成為道道地地的佛教叢林。只有少數的齋堂，改奉民間信仰的神衹，形式也與一般目前的本省宮廟沒有兩樣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部份齋堂則又與大陸新傳入的羅教信仰合流，成立新的宗教，例如：慈惠堂 ，一貫道。至於，本土的臺灣佛教，也因民國三十八年的政府遷台，很多著名的大陸之高僧大德，紛紛東渡。加上政府的極權統治，使臺灣的政、經、社會很快的、完全的「中國化」。而大陸的大乘佛教，也因各宗各派的師父之傳戒與弘法，使正統的中國佛教得以在臺灣大行。如今，提起這曾經風行在臺灣的本土宗教，已被我們祖先奉行了數百年的「齋教」，忽然間銷聲匿跡。而這結合佛教、道教、儒家思想以及平埔族的靈媒信仰的齋教，似乎已被現代的臺灣人們遺忘了，想來，這真是令人感慨，也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。

五、結語：

     這兩三年來，國內一有選舉，很多人就會以「本省人」、「外省人」甚至於「河洛人」、「客家人」等「族群」問題，借題發揮，希望從中獲取更多的選票，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。這種做法殊不足取，也是很不了解台灣人。臺灣，我們從它的歷史，就可以看出，我們的祖先，是一群富有勇敢進取、冒險患難的的拓荒者。就如同美國的拓荒者，也是從英、法等西方國家，攜家帶眷，前往美國開拓他們的新天地。拓荒者，積極勇敢，豪邁而不自私，團結而不排外。這也是很多人認為「美國」是「移民者的天堂」，而臺灣何嘗兩樣？只不過，當年我們的祖先沒有美國人的幸運，能攜家帶眷，再加上，臺灣的先天環境，重重阻隔，使人與人之間，社區與社區之間，常因爭奪各種資源，以及語言的誤會，而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械鬥事件。但是，我能來，當然的，更歡迎你也能來作伴的這種移民心態，正充分的表現在臺灣的人文與宗教上。

    荷蘭、西班牙統治的時期，基督教天主教來了。明鄭時期的鄭成功祖孫三代，很多反清復明的中原人士，來到臺灣，也帶來了佛教。而滿清領台，盛行於大陸的羅教各派，也在「我能來，更歡迎你也來作伴」的心理下，分別的傳到臺灣各地。日據時，日本式的佛教與神道，當然的，也在當權者有計畫的引進，傳入臺灣。而原本流傳在平埔族的民間信仰，隨著民族的融合，讓這多種的信仰，互相激盪出臺灣之有別於漢民族的一一齋教，這一共、不共的宗教信仰。

     這原本融合中國儒、釋、道與民間信仰於一體的齋教，守護著我們祖先，也是我們先民最重要的精神食糧。「它」代表著先民念念不忘的中國情結，也是台灣人「子不嫌父貧」的延續。後來，也因為這「中國情結」，而有無數次的抗日運動。在「西來庵事件」以後，信徒不得不與日本的當政者妥協，成為「日本佛教」「曹洞宗」的在家信徒，而齋教成為名符其實的佛教。後來，同樣的，齋教又因具有強烈的中國儒、道思想，不見容於「大和民族」的意識。於是，在日本「皇民化」的整理下，齋教，很可憐的、無奈的，又被轉成日本的「神社」。原來的宗教內容與宗教形式，被攔腰截斷。沒想到，光復後，這具有濃厚的中國儒家色彩，濃郁的漢人關懷之宗教，並沒有「光復」。反而因「政治」的因素，被有意無意的遺忘了。現在的台灣人，已不知道，臺灣有「齋教」這個信仰。

    黃榮洛先生的文章中，提到「香花齋」、「榮華齋」、「紅頭法師」、「烏頭法師」...等名詞，多多少少與齋教有關。光緒二十年前後，由當時修志者留下來的"安平縣雜記"中就有這樣的記載：「佛事亦有禪和、香花之別....禪和派惟課誦經懺、報鐘鼓而已...；香花派則鼓吹喧鬧，民間喪葬多用之...鄉下僧少，均用道士，間有請禪和者。」同時，談到「菜堂」也有這樣的記錄：「菜公、菜婆者，即佛經優婆夷、優婆塞之類。...菜公亦能做香花、禪和諸佛事。」「榮華齋」應是齋教「龍華派」下所做的佛事之筆誤。同時，根據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出版的「人類學家的博物館」一書第六十八頁，臺灣漢人民間宗教的記載：「法師與道士為臺灣民間宗教儀式之主要執行人，前者行紅頭法術，為人收魂、添壽、驅邪、治病等；後者係道教之司祭者，持道教科儀而行法事，俗稱『師公』。臺灣之法師有閭山教、徐甲教、客仔教等...臺灣之道士一般均屬天師派，少數自稱老君派。」可見，「法師」應屬民間信仰，在這裡，就不再細究。不過，從黃榮洛先生的文章中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，在臺灣不管是閩南、或是客家人，在佛事的處理上，都是相同。儀式上，縱有「香花齋」、「龍華齋」的佛教形式，或是延請「紅頭法師」、「烏頭法師」等道士主法，但是課誦的經懺仍是以佛教為主，而其過程也參雜著儒、釋、道與靈媒的信仰。

     回顧我們的祖先，漂洋過海，離鄉背井，來到這片土地上，由於土地的貧瘠，加上政權的不斷更軼，經常生活在困頓與不安之中。內心的「痛苦」、「空虛」、「鬱卒」、以及「不安全感」，可想而知。來到這裡，如何「成家」？如何「立業」？是他們最重要的課題。因此，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他們除了要加倍的努力，以求溫飽，另外一方面，更需要強有力的「精神慰藉」，以填補內心的空洞，與滿足安全感以及被愛、隸屬的需要，完成自我，讓生命活得更有意義。所以，社會的組織，政府的保護，不能長期穩定而健全的話，宗教的生活就是他們唯一的希望。佛 菩薩是他們祈求的，而觀音媽祖更是他們日常生活的靠山，而周遭依附在石頭、大樹的精靈，只要是對他們有益的，能滿足他們內心深處那份渴望「安全」「愛」以及「被愛」，永久「隸屬」，可以依託的，管它是屬於什麼信仰，他們都要。這就是結合傳統的儒、釋、道以及民間信仰於一身的「齋教」，在這裡傳播，在這裡生根，也在這裡滋長的原因。今天，雖然「不依王者則法事不立」，齋教因「時」、「空」的因素，不容於日本的當道，以致於式微。光復以後，沒想到又因「時」、「空」的不對，終至消失。但是，我們別忘了，齋教，這曾經是台灣人的宗教，他可是撫慰過我們千千萬萬的祖先，陪著他們一路走了過來的一盞明燈。

      (介紹臺灣的齋教，本來只是為了回應黃榮洛先生的一篇文章。但是，一寫下來，卻發現牽涉到很多臺灣的史實。因此，本文的完成，雖不是學術論文般的嚴謹，卻也齋戒沐浴，不敢掉以輕心。這期間，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一齊蒐集資料，也有很多地方耆老不厭其煩的給我指導，這都是我要深深感謝。謹以此功德，回向全體開發臺灣的列祖列宗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