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的中國化--漢傳佛教〈兼結語〉

 （三）漢傳佛教深化佛教，也深化了中華文化：

中國自先秦百家的思想開始，真是百家爭鳴，使得中國的文化、哲學，大放異彩。但隨著秦、漢的大一統之封建制度的確立以後，或是焚書坑儒，或是罷蔟百家，獨尊儒術，使得中國傳統的哲學，只能落於儒家經義的演繹。到了魏晉，讀書人只能談談玄學，清談一些玄之又玄的哲學。這時，佛教的傳入，不只是為中國哲學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，並且富於思辨的佛教，也大大的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，推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。如此促進了儒、道兩家的一些新的思維和民間文化的發展，慢慢的使得儒、道、佛的會通、和互補，為中國人提供了多元的社會，也開展了傳統的人生觀以及新的思惟和新的行為模式。例如佛家主張寬容，笑口常開的彌勒佛像，尤其那：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難容之事；開口常開，笑開古今天下愁”。這又是傳統道家的『有容乃大』，這就是道德經上說的：『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』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這與彌樂佛多相應！

到了宋明新儒學，是在唐代儒、道、佛“三教合一”的基礎上形成的，這是中國佛教哲學直接影響下，所展現的儒、道、佛的會通。而宋明一些大儒，也都經常出入於佛老，而後歸之於儒的思想。後來的陸、王心學，致良知之說，更是禪宗所謂即心即佛，眾生皆當做佛，無二無別。以中國文學而論，趙樸初老居士曾說，沒有佛教，中國人的嘴，只能半開半合，因為在漢語中有三萬五千多個詞彙，都是來之於佛典的翻譯。而中國化佛教從內容和形式上來說，的確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，新的意境，新的內容。例如：「老樹、昏鴉，小橋、流水，人家，斷腸人在天涯！」多美，多有意靜的禪文學作品。金代元好問說：“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是詩家切玉刀。”詩人受禪的影響，以禪助詩，以禪入詩，以禪喻詩，都大大的深化了詩歌、藝術的創作。其中唐代王維，以山水示禪境，最為傑出，有“詩佛”之稱的蘇軾，贊王維的詩，為“詩中有畫”。同樣的佛教經典的翻譯本身，例如楞嚴經，開創了『四字偈』，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就是一部宏偉壯闊、邏輯嚴密、文學色彩極濃的作品，更是深受到歷代文人喜愛的的佛教經典。當然佛教對中國的說唱文學藝術、小說和詩歌，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。自南北朝以來，佛經的傳讀、梵唄、唱導等三種形式，這是中國說唱文學之濫觴。而佛教的妙悟說，明代胡應麟說：“禪則一悟之後，萬法皆空，棒喝怒呵，無非至理；詩則一悟之後，萬象冥會，呻吟咳唾，動觸天真。可見漢傳佛教落實在人間生活上，中國文化是深化了佛教本身，而佛教也深化了中華文化。

五、結語：

  這一個「中國古文明」所開展的宗教河系，我們說過，其重點是在『道德的實踐』。這河系，首先是儒家宗教，我們說儒家宗教，是根據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說的：「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順陰陽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。」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述，可見儒傢，有底下的特徵：第一是助人君，順陰陽；第二是助人君，明教化；第三是游文於六經；第四是留意於仁義；第五則是宗師仲尼。「宗師仲尼」，那是具有實質宗教的『教主』；「順陰陽」，是「祭祀」的活動；「明教化」，是祭祀活動的目的在教化；「游文於六經」，要儒家的門徒必須具有的修養內涵；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」，則是強調它『教化』的旨要，是在『仁義』。可見，儒家已經具有實質的「宗教」特質。接著談道家，也就是後來發展成道教，這道教發展到王重陽之後，大致已經成熟。而這一宗教河系的道家與道教，在其發展過程中，是從早期的聖人哲學，到反抗暴政，而在戰亂中，為了彌補社會失序，匡正人心的「宗教期待」、「宗教信仰」……。最後還是由知識份子已予整理，並與當時的學術以及宗教環境給予扣入。例如王重陽認為「道釋儒經理最深」，傳道或收徒之初，必先使讀 «道德經» 、 «清靜經»、«孝經»、«心經»。而«道德經»這是道家首要之經。教主則是推為老子。至於佛教傳入中國後，由於它的教理教義，甚契中國的『道德實踐』，所以傳入中國之後，修行的法門，經中國各宗派的祖師大德予以梳理，以分宗立教；以及托缽的生活方式，雖與佛陀的時代的教戒，有所不同，但精神完全一樣，所以佛教的傳播在中國，不僅不受影響，而且結合、會通了儒家以及道教，一方面深化了『中國的哲學、文學、藝術以及民間生活』，另外也將佛教帶入國際社會，成為世界的宗教。總之，三教是「玄玄，同一體」，發源雖有不同，但開出了中國「一樹三個枝幹」的宗教河系，「流泛諸川」而終歸於『道』的大海之中。